梁思永（1904-1954年）原藉廣東省新會縣，梁啟超次子，1904年生於上海，一說生於日本橫濱。幼年曾在日本念小學，回國後進入清華學校留美班，隨後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及人類學，曾參加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。留學期間，他為了解國內考古情況，一度回國擔任助教，在清華學校整理李濟在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所出土的部份陶片，並寫成英文專刊。 　　1930年畢業後，梁思永回國參加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的工作，赴黑龍江昂昂溪遺址進行發掘，而後通遼河調查新石器時代遺址。隔年春天他參加了河南安陽小屯和後岡的發掘工作，秋季主持山東省歷城縣龍山鎮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，爾後因患烈性肋膜炎，臥病兩年。1934年梁先生病漸癒後，就赴安陽主持西北岡的發掘工作，這次發掘規模之大，人力之多，田野工作之精細及考古收穫之豐富，在國內均屬空前。這次發掘出的了10座大型陵墓及上千座祭祀坑，揭示了商代的奴隸社會情況，為中國古代社會提供了重要的科學資料。 　　正當梁先生著手編寫西北岡報告之際，中日戰爭爆發，他隨著史語所搬遷，生活顛沛流離。在四川時，研究院設在山上，他週一上山，週六下山，不分畫夜忙於工作。在一個夏夜裡，一群人在蚊子及悶熱天氣的肆虐下，暫放下手邊的工作，烤火搖扇，談天說地，另有一番風味。夏悶熱冬濕冷的氣候對他的身體不適，第二年夏他就臥病不起。梁先生在病榻上，繼續書寫西北岡報告。報告只完成第一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，而後他就前往重慶動手術，西北岡的未完成稿，後被運往台灣，由高去尋輯補為《侯家莊》，分冊出版。 　　殷墟發掘的初期，第一次由董作賓主持，目標在於探求甲骨，並提出「殷墟淹沒說」；第二及第三次由李濟主持發掘時，他也持同一觀點，誤判地上文化層由洪水淤積而成。自梁思永參加殷墟第四次發掘後，中國考古進入近代考古學範疇，田野考古的水平大大提高。他徹底否定「殷墟淹沒說」，開始確認版築上的柱礎石和窖穴等考古遺跡，復原建築遺址。此外，他在錯綜複雜的地層堆積中，明確了仰韶、龍山和商代文化的疊壓關係，首次判斷出這些文化的發展序列，這後岡三疊層的發現，建立了中國考古學的典範，成為中國近代考古學邁入成熟階段的顯著標誌。再者，梁思永主編的中國第一本大型田野報告─《城子崖》，對後來的報告起了示範性作用。他在〈龍山文化－中國文明史前期之一〉一文中對龍山文化的特徵、三個區域（山東沿海、豫北和杭州灣）的劃分、地層和年代，與商文化的關係等幾方面進行綜合性扼要的論述，迄今仍是研究龍山文化的精闢著作。 　　另一方面，梁思永在他短暫的一生中也為中國考古人才的培育做出重要的貢獻，夏鼐、劉燿（尹達）、郭寶鈞、石璋如及高去尋等人在歷次殷墟發掘中都受到梁先生的熏陶與栽培，並將有關資料及研究成果，陸續公諸於世。他還對中國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對象做了統籌的設想，成為後來歷屆長遠規劃的得力藍本。 　　聰睿積極的梁思永，無奈被病魔纏身。1954年傳出梁思永逝世的消息，中國近代一代考古學家殞落了！然而他為殷墟考古及中國考古做出了傑出的貢獻，在中國考古發展史上樹立了不朽的豐碑。